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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察北鼠疫防治工作

  • 来源:包头党史网
  • 作者:包头党史网
  • 日期:2020-08-12


1949年察北鼠疫防治工作

 

鼠疫(又称黑死病)传染性强,潜伏期短,病死率高,在我国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甲类第一位。1949711月间,在内蒙古察哈尔盟和察哈尔省察北专区(以下简称察北)发生鼠疫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一次重大疫病突发事件,病源地距离北京仅300公里。但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,用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将这场鼠疫扑灭了。

 

察北鼠疫形成过程

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有多次大流行,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。如:13471353年,席卷欧洲的“黑死病”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,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/3;明朝末期华北鼠疫影响数千万人,史学界曾有明亡于鼠疫的研究;据不完全统计,1900—1949年,我国发生了5次鼠疫大流行,共有20个省(区)的501个县、旗(市)流行鼠疫,发病人数达1155584人,死者达1028408人。其中,内蒙古地区曾有41年(次)鼠疫流行,发病2000人以上的就有8次。目前,在全国确定的11个鼠疫疫源地中,涉及到内蒙古的就有5处。

19497月中下旬,内蒙古察哈尔盟正白镶白联合旗(现内蒙古正镶白旗)前英图浩特村发生鼠疫,4名牧民因腺鼠疫相继死亡。但由于当时牧民缺乏鼠疫方面的知识,此事没有引起牧民们的重视,也没有人向上级报告,尸体也没有进行有效处理,导致鼠疫扩散。8月,鼠疫传到前英图浩特村南15里外一个叫察汗崩崩的农业村,导致该村数日内先后死亡十多人。9月,在村里蔓延的还是通过鼠蚤叮咬传播的腺鼠疫。而此时由于当地忙于秋收,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,也没有及时将情况进行上报。

10月初,腺鼠疫转为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,危害进一步扩大,“该村3天内就死了33个人”。当地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,但疫情发展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控制能力。由于缺医少药,封锁不到位,察汗崩崩村村民形成恐慌,开始外逃,进而导致鼠疫呈爆发扩散态势。10月中旬,外逃村民把鼠疫传到了沈万青营子、察哈尔省康保县南井沟等村;1025日,有鼠疫患者死在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北16里的村子;26日,张家口市死亡4人,疑似鼠疫病例;111日,鼠疫经察北商都传至绥远省集宁境内。仅一个月,察北鼠疫就蔓延300余里,发现鼠疫患者69人,死亡66人。

 

察北鼠疫的应对与防治

察北鼠疫的发生,是对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严峻考验。如何科学决策、果断处置、迅即开展预防扩散和紧急救治工作,如何提高大众对鼠疫的认识,动员、教育群众积极配合防治,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,如何建立有序高效的应对突发事件体系,一系列问题摆到了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、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广大刚摆脱了多年战乱的人民群众面前。

(一)视疫如战,迅速成立各级防疫指挥机构,进行战时动员。

10月19日,察北发生鼠疫的消息惊动了中央。党中央异常重视疫情的发展,要求察省号召全省党、政、军、民一致动员消灭鼠疫,并电令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火速派防疫队到京赴察扑灭灾情。同时,急调在北京的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率领第68军对疫区开展封锁。21日,中共察北地委命令察北专区、县成立防疫部,辖区各县、区、村建立防疫组织,由党政主要负责干部组成,全权指挥防疫工作。要求全党全军、全体干部要“高度地对人生命负责,发扬沉着顽强的精神,动员群众战胜这场灾难”,“各级党委应坚决保证执行上级指挥部的一切命令、布置、指示”。并指出“疫区与接疫区应以防疫工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”。24日,察哈尔省党政军各有关部门紧急集会,成立察哈尔省防疫灭疫委员会,省主席张苏任主任,军区卫生部长、省府卫生局长任副主任,统一领导全省防疫灭疫工作。会议指出:“鼠疫为察省人民当前凶恶敌人,防疫灭疫为紧急战斗任务”,并发布7项具体措施。同日,察省军区所属骑兵师、县大队和民兵也进入指定地区实行封锁。27日,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紧急通知,介绍察省防疫措施,要求绥远、热河开展紧急动员,预防疫病输入,京津各机关要做好思想、组织、医疗上的准备。

为了更有效地调动周边省市共同参与疫情防治工作,27日晚,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紧急会议,制定4项措施,决定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防委”),由董必武、聂荣臻、滕代远、陆定一、李德全、贺诚、杨奇清组成,董必武负责。政务院紧急会议后,中防委立即召开第一次会议,决定中防委下设主任办公室、封锁处、防疫处、宣传处、秘书处。封锁处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、副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;防疫处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负责;宣传处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负责;秘书处和主任办公室由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负责。并要求察哈尔、绥远、山西、热河四省和北京、天津两市,各设省市防疫委员会,县、区、村分别设防疫委员会。从中央到6省市,再到察省所辖市、县、专区和各村防疫指挥机构的建立,为防治疫情做好了组织准备,确保了各项决定迅速落实,各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联动。

(二)严防扩散,封锁交通和疫区,发动群众联防联控。

各级防疫指挥部门一经成立,迅速调集辖区力量建立防线,实行军事封锁,禁绝交通和行人,将疑似病人进行隔离。10月24日,察省紧急会议上决定建立东起多伦西至化德(沿内蒙与察北专区交界线)和沿外长城的两道防线,两防线之间的地区为绝缘带,要求发动绝缘带的群众,实行村与村、户与户的联防和检举,保证不接触、不留宿外来人员。同时包围和封锁疫区、疫村、疫户,封堵疫户门窗,要求街坊四邻搬开,严格控制人员流动,减少人际传播。25日,张家口机关部队学校均召开防疫动员大会,建立起严格的出入门制度,要求市民无事少出门,影戏院停演,露天市场停市,小学停课一个月,中学封闭上课,察北来人必须单独隔离10天。京津铁路局决定自27日起,将京绥线北京—包头间2趟和北京—张家口间4趟列车停运。

10月27日晚的政务院紧急会议第1项措施是:严密封锁交通,在张家口到北京间建立3道封锁线,京绥铁路多段停止通车,公路及人行路也全部封闭,由聂荣臻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对疫区进行封锁。随后,在中防委的直接领导下,从察哈尔盟、到察北各县,一直到张家口,一片南北约300公里、东西约400公里的封锁区迅速建立起来,疫区向外界的路径全部封闭。

(三)防治并举,调集各方医疗物资和人员进入疫区,开展救治和预防接种

在建立封锁区严防疫情扩散的同时,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制度优势迅速显现。在中防委的统一指挥下,周边省市防疫队精锐尽出,各地在严防输入的同时,开足马力为察省提供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。同时,察省积极组织内部力量开展自救。

10月24日,察省防疫队率先投入战斗,对疫区周围村庄施行防疫注射。当日晚,奉卫生部调令的东北防疫队携200万人份疫苗到达北京,随后与华北防疫队组成东北华北联合防疫队(共177人)于26日晨到达张家口,立即开始对近日发现的疑似症状进行排查和救治,并在全市开展预防注射。

10月27日晚的政务院紧急会议第2项措施是:赶调医疗防疫人员与药品加强疫区防治力量……动员京津医疗卫生人员参加防疫运动,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疫苗。28日,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及苏联政府,请苏方“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,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”,并请派遣防疫队来华援助防治鼠疫。同时,中防委决定派出3个防疫大队(每队180人,由军委卫生部、华北军区卫生部、华北医科大学、河北医学院、北大医学院、协和医学院抽调医务人员和学生组成),在京集中,经短期培训后赴察参与防治。29日,天坛防疫处将库存疫苗进行分发,同时号召职工赶制鼠疫菌苗,并提前三天完成赶制110万人份疫苗的任务。30日,东北防疫二大队和内蒙防疫队一同前往张家口。

与此同时,在张垣的军委卫生部、察省军区卫生部及省卫生局防疫人员17人到察北康保一带开展封锁、调查工作。在张垣的东北、华北联合防疫队,“每日除三、四小时的休息外,均以全部时间投入防疫工作”。11月4日晚,苏联医学专家罗果金等33人到达张家口后,立即投入防治工作,罗果金博士等带队亲自赴察汗崩崩村、龙王庙区等疫区实地进行考察。

至此,到达疫区的中央、军委部队和各省市的防疫队及苏联专家总数超过1000人,防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。各防疫队在张家口分别领取任务(部分防疫队已先期前往疫区),带着疫苗及血清、美兰、链霉素、盘林西尼等药品分赴各疫区开展预防注射、救治和消毒灭菌工作。中防委先后发出381万余人份疫苗,截止到11月10日,张家口全市16万居民中已有13万人进行了防疫注射。

(四)加强宣传,提高人民群众防疫认识,进行捕鼠灭蚤和消毒灭菌

察北地区在解放初期,经济社会比较封闭、落后,科学知识普及程度很低,当地农牧民对于鼠疫或闻所未闻、认为是“瘟神下界”,或不知如何预防、如何防止传播,加之农村牧区卫生状况不佳,这都为疫情快速发展起了助推作用。

在持续推进疫病防治的同时,各级防疫指挥部门十分重视发挥宣传和舆论的教育引导作用,防疫队一边治病救人、预防接种,一边充当宣传员,向群众普及科学防疫知识,提高群众对鼠疫、流行病的认识。 10月24日,察省紧急会议上决定,既要把死者尸体、用具、衣服烧毁,又要教育群众顺应科学,不应迁就落后的风俗习惯,还要发动捕鼠灭蚤运动,肃清传播媒介。27日晚,政务院紧急会议上制定的第3项措施是: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,动员各地报纸、广播电台、电影,并组织各种宣传队,广泛开展宣传。苏联防疫队到达张家口后,每晚利用广播向群众普及防治鼠疫知识,北京各影院加映防鼠疫片,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多日对察北鼠疫防治情况进行跟踪报道。中防委宣传处为进一步宣传防治鼠疫,从10月31日至11月5日,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每晚7点播送防治鼠疫的特别节目,介绍防治鼠疫的知识、经验、方法和消息。在疫区,防疫队从10月25日到11月上旬,半个月的时间内,发放有关防疫方面的文字宣传品3500册,卫生方面的宣传画61000多张,在疫村和附近村庄通过口头宣传,受教育村民达十万多人次。通过大规模、多形式的宣传教育,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懂得了防疫的重要性,而且自觉地行动起来,在防疫人员的指导下,与防疫队一起投入到防疫灭鼠工作中。

在防疫人员确定察北鼠疫是由鼠间鼠疫发生后传染给人的,疫源地在野外之后,各级防疫指挥部与防疫队及党员干部广泛发动群众,开展捕鼠灭蚤、清洁卫生运动。疫区防疫指挥部要求所有发病村庄都要在村周围挖3尺宽、5尺深的防鼠沟,防止家鼠与野鼠相互接触。防疫人员还组织起防鼠队,一面捕鼠,一面发动各家各户堵鼠洞,以药物灭鼠,大搞室内外环境卫生,清除垃圾,建简易厕所,用石灰刷墙,垫地架高箱柜,对衣物、皮张进行药物灭蚤,教育群众穿上防疫袜以防被跳蚤叮咬。

 

察北鼠疫防治取得胜利

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,各级防疫部门、防疫人员及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,察北鼠疫蔓延势头迅速得到有效遏制。到11月4日,察省鼠疫已没有扩大趋势。11月5日,在政务院第四次会议上,董必武汇报了防治鼠疫的情况,指出据疫区报告,已查明因鼠疫而死亡者共67人,其中自10月27日迄今仅为11人,鼠疫已有停止蔓延和缩小的趋势。至11日,“一周来疫势已经停止蔓延”。

11月16日,根据中央防疫总队建议,为确保部分地区的物资供应,政务院批准京绥路大同、南口段铁路恢复通车,察北防疫封锁线部分撤销。因鼠疫尚未根绝,中防委主任委员董必武要求各级防疫委员会“更应加强检疫、预防注射、捕鼠、灭蚤、清洁卫生等工作,并要继续进行各种宣传动员工作,反对可能产生的麻痹偏向”。到11月底,察北地区鼠疫绝迹。至12月中旬,各地相继解除封锁,人民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,防疫工作转入普遍永久预防。

察北鼠疫防治工作取得胜利后,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,提出了若干防疫救灾的原则,并建立起了相应的机构。其中,提出的“预防为主”的原则,成为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;防治过程中建立的大部分防疫机构在疫病之后得以保留,防疫站和卫生小组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基础;结合防疫开展的大规模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,不仅提高了群众的防疫知识,而且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卫生、健康意识,一些愚昧落后的风俗被淘汰,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。人民更加信赖爱戴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,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疫病防控工作中。

此后,鼠疫在中国逐步得到有效控制,1981年全国只发生1例腺鼠疫被治愈,1984年则首次出现全年全国无鼠疫病人。2019年11月间,内蒙古苏尼特左旗、化德县、四子王旗先后发现4例鼠疫患者,均得到及时送医治疗。这是新中国在医疗卫生战线上、在中国人民疫病防治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成就。

 

(作者:武宇斌 市委党史办专题科副科长